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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1978：人民发现了喇叭裤
1978年，新时代破冰起航之年。
这一年，中国人以“真理”的神圣名义，回到了思想与生活的日常之路。在真理的庇护下，历史襁褓中的“那事儿”，作为一个个铁的事实，依次浮现于历史的水面上，展现于现实的视野中。
真理赐予我们勇气，真理赐予我们智慧，我们以“真”去否定“假”，以“真”去发现“善”，以“真”去寻找“美”。我们开始说真话，做真事，发真情。真理就是生命，就是永恒。
30年过去了，“真理”之于现实依旧是那样切题，依旧锋利得像一把利剑。现实中诸多的假象与惑象，仍然有待于握有真理之剑的实践主体——人民，去刺破、去披斩，并开辟更美好的未来。
[湖南记忆]
“凤凰28单车，贼亮”
作家何顿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下乡当知青的长沙伢子何顿，来到长沙县开慧乡开明大队，突然发现大队干部对他们“不冷不热”——没有人像过去知青说的那样来“管教”这群来自城里的人，他们想回家，只要跟带队的随便打个招呼就可以了。
这就是1978年的中国。后来何顿成为大作家。当年只有18岁的他，在乡下开始闻出了空气中的躁动，还有各式各样的风情。30年后的2008年3月28日，记者在何家采访这位作家时，他对当年做出了“纯真”和“躁动”的总结。
肉不是随便能吃得起的
1977年10月，何顿高中毕业不久，从长沙青山祠的家里出发来到长沙县开慧乡开明大队下乡。青山祠位于如今的劳动广场西南角，劳动西路边上就挂着“青山祠社区”的牌子。直到1979年7月参加高考，何顿才算结束在开明大队的那段“镀金岁月”。
记者：现在对1978年的生活还有什么印象？
何顿：当时社会物资匮乏。但我们在乡里吃饭得到了保证。我们下放的点是知青林场，主要是种茶叶和红薯。有时候嘴馋了，到大队上去帮工，大队上招待饭，有个把荤菜，就好喜欢的，肥肉瘦肉都是大片地往嘴里夹，称得上“贪婪”二字。农村人根本吃不到。当时男劳力一天记10分工，3角2分钱。8角一斤的肉，两天工都买不了一斤肉，这么贵的东西，不是随便吃得起的。其实那个时候城里与农村的差距不算大。城里人跟农村人比，主要就是有固定收入，出门有公共汽车坐。
那家伙特奢侈，钢圈贼亮
20岁的小伙子到了怀春的年龄，吃得不好，但穿一定要好点。何顿将父亲的旧呢子大衣和皮鞋背到了乡下。
记者：那个时候就流行穿皮鞋和呢子大衣了吗？
何顿：文革时期，文工团服是最热的，谁穿了谁就最革命。1978年开始，文工团服突然不俏了，街头乡下穿军装的也少起来了。人的价值追求开始发生变化，这直接导致了工作服俏了起来，因为在当时当工人是件光荣的事。皮鞋和呢子大衣是有钱有点地位的家庭里的奢侈品。我那个时候爱俏，就偷偷拿了我父亲的到乡下去穿，我父亲发现后大骂：你都拿去了我穿什么！
记者：没皮鞋穿的孩子都穿什么才显得时髦呢？
何顿：白色回力鞋在当时是时髦货。跟现在的球鞋差不多，只是鞋面是布的，俏得很。最时髦的东西之一就是“凤凰28”自行车。那家伙的钢圈真的是贼亮，据说是锰钢打造的，不生锈。当时有“凤凰28”好比现在有“奔驰”，骑在街上，很多女孩子会朝你笑的。不过这东西可要近200块钱一辆，贵得死，8毛钱一斤的肉，折合现在多少钱，不难算吧。
五一路语录牌下变“舞厅”
想死哒要辆“凤凰28”的何顿没要成，直到1983年他上班后买了辆飞鸽牌自行车，“比‘凤凰28’差多了”。没有自行车的1978年还是阻止不了何顿从乡下回城满街跑。
记者：为什么不好好在乡下锻炼，常跑回来呢？
何顿：1978年，死板的时代过去了，人一下子从某种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下乡的那些人就喜欢跑回城里来。那时候街上到处都是穿喇叭裤的青年人，提着一个录音机，到处跳舞。录音机也不是国产的，从日本进口的单双喇叭，可以放磁带的那种。我记得那一年南门口一个同学的哥哥，就喜欢喊我们几个伢子，到五一路毛主席语录牌底下去跳交谊舞，这地方现在就在五一路中间。就在街边上跳，很多人在一起跳，把交通都堵塞了。舞曲很多，伦巴、慢三、快四什么都有。邓丽君歌曲也开始流行了，比如《月亮代表我的心》，到处传唱。
记者：说起跳舞，我想起了你们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
何顿：哪有什么文化生活，你以为像现在一样酒吧ＫＴＶ到处都是。惟一的文化生活就是看电影。电影《望乡》在那一年很热。黄兴路上电影院最多了，有文化影院、燎原影院、银星影院，到处都在看《望乡》。票贩子也多起来了，几角钱一张的电影票，倒卖到1块甚至1块多钱。那时候生活圈子也没有现在这么大，几个同事或住得近的同学，见了面就说今晚看电影去不咯。没有电话，谈爱都不方便。
记者：当时就没有文学书籍供人消遣？
何顿：我告诉你，那年头我看过的惟一一部小说就是《早春二月》，为了高考，就看杨朔和秦牧的散文，短小精悍，易记，有助于高考作文。那个时候人都很纯，我们就喜欢到南区医院（现在的书院路和西湖路交会处）、湘江旅社等地方画画，很多无业人员就坐在那里让我们画，做模特都不收我们钱。湘江边上很多谈爱的人都搂搂抱抱了，当众就抱。观念已经很开放了。不仅观念开放了，市场也开始活跃起来。在如今的黄兴路步行街，当年就有很多“无业者”推着三轮车卖袜子等小商品。1978年，这些无证的个体户根本不需要打游击，只管大声叫卖。
1978年底，美国《时代周刊》将邓小平评为“《时代》年度人物”。这家在国际上影响重大的周刊用整整48页的系列文章介绍了年度人物邓小平和打开大门的中国，其开篇之作的标题是：“新中国的梦想家”（Ｖｉｓ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ａ Ｎｅｗ Ｃｈｉｎａ）。
本报记者方兴 长沙报道
湖南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湖南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由1952年的126元提高到1978年的289.6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仅递增1.9％。至少毛主席家乡的人民的生活还是在逐步改善的，生活艰苦而稳定。
30年，一瞬间。但如果没有1978年的果断和勇气，后来的历史就会改写。
这一年，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世界，都已经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破晓前的躁动。
躁动，从一条裤子开始
1978年，中国是地平线上的一颗明星。这一年，邓小平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在国外，中国外交官不再被要求一定穿毛式制服，只要他们愿意，可以穿西装。
官方高层打开禁锢的举动引发民间不小的躁动。年轻人的衣着也开始追随电影里的人物服装而变。军装被脱下来，流行的港澳台电影里的喇叭裤一夜之间强烈地吸引住了年轻人的眼球。即使在福建漳州这样没有开发的地方，有些青年也开始穿着喇叭裤，花格上衣，留着一头蓬乱的长发，有的还戴深色眼镜，看上去好像很酷。
这样的着装受到老年人鄙视的同时，也被视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年《大众生活报》记载：上海某服装厂做了几万条喇叭裤，男不男，女不女，怪模怪样，又难看，又俗气，甚至从背后看已经难以区分男女了。“因此，领导批示不准出售。”
游唱歌手艾敬在她的《艳粉街》里记录了这一幕：有一天一个长头发的大哥哥在艳粉街中走过，他的喇叭裤时髦又特别，他因此惹了祸，被街道的大妈押送游街，他的裤子已经扯破，尊严已剥落，脸上的表情难捉摸。可年轻人却认为这就是酷，是美。
一条裤子的出现动摇了这个东方大国数十年的整齐划一和单调乏味，就连年轻人恋爱时胆子都大了。2007年热播的电视剧《金婚》中描写的上世纪70年代坐在石凳上两人都不敢靠近更不敢拉手的“恋爱”场景，在1978年变成了“手牵手”式的轧马路。爱情这东西不再因为对方是富农或是地主的后代而错过机会，恋人们手拉手公开逛公园。此前整整10年，年轻人公开的约会被视为可耻和堕落，他们只能以“谈工作”为借口进行地下活动，情书的开头一定要称呼某某同志，结尾也必须是“革命的敬礼”。
外国人发现“新”大陆
外部的变化也带来了内心的躁动：西方舞蹈也开始被人们接受，国家已经在修建为了旅游业而设的饭店。
正是1978年，日后因为采访戴安娜王妃母亲基德夫人和评论英国政坛而成名的路透社记者保罗·马金迪，第一次来到社会主义中国。当年，马金迪要写的是关于香港和中国内地的一些报道。
当这位西方记者开始发狂地拍摄这个陌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切时，他惊奇地发现，电视中每晚6：55开始，国歌和节目预告之后，倒计时5秒推出了一个叫《新闻联播》的电视新闻节目，不过没有主持人出镜。
事实上，从这年的1月1日起，北京电视台正式推出《新闻联播》，5个月后北京电视台更名为中央电视台，中国领导人借着这座桥梁，将一些信息公开披露。百姓们说：“这里有国家的大政方针，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衣食住行。”干部们说：“这里有百姓的苦乐冷暖，是政府决策的重要依据。”
马金迪走在广州等地的街头，发现新华书店里有了少数几本外国文学名著了。这些书要是放在过去的10年，可是违禁品，读者是要被抓起来挨整的。这年底，一个失学小伙子郑渊洁还写了一本童话《黑黑的诚实岛》，吸引了爱好童话的人。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1978年中国还没有任何堕落的现象，至少在马金迪眼里是如此。广州机场的一个“失物招领”的玻璃柜给马金迪留下了“中国人具有诚实精神”的深刻印象。一本《中国旅游指南》的书中写着，一位外国旅行者在旅馆的废纸篓里扔了一双旧鞋，但这双鞋子在他离开中国上飞机时，还是回到了他的手中。因为大部分中国人还不忍心“浪费”。
但少数人开始“比富”。他们以戴价格几万元一块的“劳力士”自豪。那时的一块钱相当于现在的几十块钱，所以当时真正的劳力士表在内地是极少见，许多人戴的这种表，实际是从内地以外的地区特别是香港等地带来的伪品。
中国人坦然面对自己的落后
香港带过来伪品，必然需要人来人去。1978年的内地，谁能到香港探亲购物，是让别人羡慕的对象。普通老百姓是没有这种资格的，那需要大笔的钱，只有有钱人携带老婆，或者国家干部受指派才能顺便去偷闲。
1978年，内地人要出去，还得国家有关部门进行政治审查。内地与香港只有一条不到十米的河隔着，但想出去就不再回来的人大有人在，香港富丽的生活吸引着许多人。
在香港列车上，马金迪能在早上9点喝到杜松子酒和冰镇威士忌；但在开往广州的列车上，马金迪只能喝到滚烫的茶水。不过，马金迪认为中国内地“生机勃勃”。
中国正在加速实现商业的现代化。上海的《解放日报》甚至已经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超市。这种商业业态在当时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国内急需发展的心理开始膨胀，以至于当年的高考作文题目都是《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相比1977年的《心中有话向党说》，已经有很大的区别了。
说到电话，1978年全国电话普及率仅0.43％（平均每百人拥有电话机数），通讯水平落后美国75年，被称为一个没有电话的国家。当年广州全市急需安装电话机的用户有1万多个，不少单位申请装机已经几年了，一直没有装上。
中国人坦然面对自己的落后。1978年，中国已经开始和一些美国公司的初步谈判，并且希望在这些合资公司中采用外国的设备、技术和管理。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也认定汽车将是这个国家民众生活的必需品。那时的中国，大街上满是自行车、中间用帆布罩住接头的两厢公共汽车，以及老气横秋的上海红旗、北京吉普。不过，1979年初，中国就宣布私人可拥有私家车。
1978年，邓小平开始了中国的改革，尽管当时无人知晓，这要把中国带往何处，更无人能想像得到，接下来30年的中国，繁荣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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