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在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农业科技的突破和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为世界所瞩目。作为一个基本事实，我国已经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总和的国度，成功地解决了吃饭问题；并且农村贫困人口由改革之初的2.5亿下降到了不足3000万。这是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

　　特别是刚刚过去的2007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超过了1万亿斤，实现了连续4年增产；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有望突破4000元，实际增长7%左右，连续4年增幅超过6%。这种持续长达4年的“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景象，是改革30年来所绝无仅有的。可以说，过去的几年，在中央支农惠农政策的强力推动下，我国的“三农”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但是，必须清楚地看到，我国农业发展还面临着一系列新矛盾、新挑战，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最薄弱的部门，需要政府继续加大支农惠农的政策力度，持续不断地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国发展现代农业，必须着力解决以下两大关键问题。

　　第一，加快土地流转，解决农业规模经营问题。自我国实行农村土地承包制以来，农户家庭经营土地规模不仅没有扩大，反而略有下降，户均0.5公顷的超小型家庭经营格局基本没有得到改变。过去我们经常以日本、韩国等国的经验来证明小农经营的有效性，但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统计看，目前日本农民的人均土地规模已经是我国的7倍，韩国是我国的4倍。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发展现代农业面临的一个基础性约束，就是农业就业比重过高，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过小。当前全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已达3亿人，其中剩余劳动力超过了1.3亿人。大量的人口沉积在农业领域，结果使得我国的土地生产率尽管已经不低，主要农产品单产水平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劳动生产率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从国内的三次产业比较看，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只有制造业1/8，服务业的1/4左右。

　　过去，我们时常以“世界耕地的7％（调整后是10%）养活世界人口的21％”而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仅仅养活了世界上7％的非农民。这种土地生产率与劳动生产率的反差，是我国小农经济最显著的特点，它严重地制约了农民增收，使得农民收入增长必然慢于整个社会收入的增长。

　　所以，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最需要的一种实质性的变化就是减少农民，降低农民的就业比重，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就不可能持续地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双重目标。在目前这种农地人均规模下经营农业，无论装备条件和科技水平多高，其增收的空间都是有限的。

　　从理论上讲，好的农村土地制度应该有两个核心功能，一可提高农业生产率，特别是劳动生产率；二可保障农民获得合理的土地增值利益。因此好的土地制度，不能不动，也不能乱动。不动，就会把农业中最稀缺的要素排斥在市场之外，就无法从根本上走出小农经营的局限，无法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就无法当好农民；乱动，就会造成农民土地增值利益的流失，导致农民无序失地，农民就当不好非农民。从这个角度看，我国的土地制度还不够完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性的缺陷还很明显。在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将会越来越多涉及到土地制度，无法绕开。我认为，改革的方向是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在国家的有效管理下，加快发育农地有偿流转的市场机制，促进土地向种植能手集中。

　　在这个问题上，集体林权改革的成功实践是很好参照。2003年，福建省就开始推进以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为主要内容，即“给予林农真正意义上的物权”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具体而言，其核心一是确权到户，林权证发到个人手中，可以用来抵押贷款（仅三明市农民通过林权证贷款25亿元）；二是建立了流转平台，包括林地、林产品，都可以在产权交易中心拍卖转让。目前福建的试点改革已取得了显著成效，其成功做法已经开始向全国推开。这对于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极具启发意义，应以此为契机把土地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引向深入。

　　第二，加大政府支持，解决农业风险问题。目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自然、市场和疫病三重风险，严重地制约了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均衡性和农民收入增长的稳定性。

　　首先是自然风险。农业在初始意义和本质规定性上，乃是通过加速和改善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以取得社会所需产品的经济活动，即农业生产过程是生命的繁衍，因而必然受到来自自然力的强烈制约。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农业上，自始至终都有自然力在协同发生作用”，这种以自然界为对象的农业生产，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侧面，即“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没有“自然的赐予，自然的生产力”，就没有农业。现在，凯歌高旋式的工业文明和现代技术尽管极大地放大了人的力量，使人类深入到自然的内部导控自然，似乎进入了技术为本的时代，但自然力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给农业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划定了前提条件。自然条件的变化是难以准确预测和不可抗拒的。水旱无常，灾荒代有，直接构成了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每年洪涝灾害受灾面积为1000多万公顷,成灾面积在500万公顷以上；干旱灾害受灾面积为2000多万公顷，成灾面积1000万公顷。仅2006年，我国农村地区因各种自然灾害打击，致使农作物受灾面积近3600万公顷，绝收面积440多万公顷。

　　其次是市场风险。在经济学文献上，马克思通过论证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阐明了社会需要对投入各部门劳动量的约束，而凯恩斯则开西方经济学总量分析的先河，侧重考察了需求总量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约束，凯恩斯没有揭示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制度原因，但却系统分析了需求总量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事实上，经济发展不仅受到来自资源供给、配置及利用效率方面的约束，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来自需求方面的约束。农产品需求弹性不足，对供给总量规模的扩张构成了强劲的制约。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在现代农业中，决定农业效益和农民收入的主导因素是市场需求，而不是生产和供给，欧美国家农业政策的重心也是放在了应对过剩条件下的农民利益保护问题上，而不是主要用以促进生产。

　　在漫长的农耕中国，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曾是被千万遍赞颂过的美好景象。那时，粮食就是财富。“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诗人笔下的开元盛世是何等的富庶和殷实。然而，现在的情形却不大一样，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果实并不直接等于通用财富，我们未必能看到过去所熟悉的那份“丰收的喜悦”。

　　目前，我国农业的市场化率已经很高，对于广大农民而言，传统的勤快和懒惰，似乎已不是富裕和贫穷的主要原因了，他们或贫或富，更多的是取决于市场。但广大农民科技文化素质较低，加之市场交易的体系和规则还不规范甚至很不规范，因而在搜集、辨析和处理有关市场规模、技术变化、相对价格等信息并做出决策时，还面临着许多困难。这种情况下，市场就成了一种农民难以驾驭的力量，经常表现为市场主宰他们，而不是他们主宰市场。从实际情况看，广大农民从事生产和经营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极易一哄而上、一哄而下，造成市场均衡的脆弱性和市场进入的盲目性，造成短缺和过剩交替出现，农产品的价值无法实现，严重影响了收入的稳定增加。

　　从各地的实践看，谷贱伤农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媒体报道，2006年运城市某村2000多亩耕地，有三分之一种了西瓜，但是西瓜卖不动，村民有三分之一的西瓜都倒掉了，卖出去的也只有每亩200元的收入，而投入达300元。西安阎良区有的农民由于菜价过低而用拖拉机将丰收的芹菜翻埋。北京大兴区有农民因为白菜卖不出去而在菜地里放羊。诸如此类的事例说明，市场经济波峰浪谷的冲击，对广大农民的利益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巨大威胁。

　　最后是疫病风险。在小农经营基础上，畜牧业发展比种植业的风险更大，如果说种植业主要面对的是市场风险，那么，畜牧业发展除了市场风险外，还面临着严重的疫病风险。近年来，禽流感的爆发和猪蓝耳病的肆虐，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户均养殖规模过小，“小规模，大群体”加大了疫病防治的难度。

　　这些情况说明，我国发展现代农业，必须不断强化抵御各种农业风险的能力。这也是最近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突出强调强化农业基础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认为，强化农业抵御风险的能力，需要政府采取一系列的综合政策措施，方可完善其事。其中重要的是，要显著加大以农田水利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完整和科学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扩大农业支持的范围，增强支持的力度，完善支持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