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放生:第三次农业危机与政策建议

——基于老家村的观察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刘放生

    2008年4月16日，我在《中国乡村发现》的座谈会上讲了农业正在遭遇第三次危机的观点，因为会议时间的限制，没有展开来讲。现就何谓第三次农业危机、农业何以危机、如何解除危机三个问题，讲一些情况。限于篇幅，文中没有对“农业危机”的概念作详尽的引述，只用事实来说话。基于一个村的视角，是因为：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以一个村为单位最为合适。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经营仍是以农户为基本经营单位，如果一系列的农业政策，对于一个上百户甚至数百户的行政村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那是例外的事。老家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参加工作后的节假日，我都在这里度过，此前又在此居住了七年之久，用50多年的经历和七年的连续观察写成的文字，心里踏实些。

    农业正在遭遇第三次危机

    老家村是湘南山区与丘陵区相联的一个小村，全村现有6个村民小组，分属两条小河流域，600余人，400余亩水田，200多亩旱土，2000多亩山林。建国后，村里的农业生产，大体上经历了三次危机，呈现出一个“痛，并快乐着”的生动发展过程。

    第一次危机是1960年前后，农产品极度短缺，威胁了人们的生命安全，解决的办法非常简单，几个字的政策就搞定了。先是“三自一包”，后是“队为基础”。 “三自一包”就是自留地、自留山、自留畜和包产到户。老家村的“包产到户”，从1962年春插后实施，一季水稻生产的周期，几个月的时间，面貌一新。1963年的春节，有了拜年的声音，放鞭炮，玩灯，小孩子还有了过年的小红包。以后是近二十年的“队为基础”，直到再次回到“包产到户”，危机才最终解除。从1960年代初的“三自一包”到1980年代初的“家庭承包”，实质上是一次危机解除的两个不同阶段。

    第二次危机是1990年代末的几年，主要农产品卖不出去，不值钱。这一次危机也有十几年的过程，大约从1984年就开始了，出现粮食“卖难”，以后多次小幅摇摆，还出现过收购粮食给农民打白条的事，到1990年代末形成危机的高峰。1998年，早稻谷的收购结算价，张榜公布的只有每50公斤28元，而当时的农民上交的税费，老家村达到每亩100多元，个别年份达到174元。在老家村的附近，还因此引发了持续数年的农民闹事，农村干群关系跌入谷底，引起中央高层和学者的严重关注。到新世纪初，也是几个字的政策：免除税费并实行农业补贴，危机一时偃旗息鼓。

    第三次危机是2007年，粮油肉，大涨价，且目前还在遭遇。这一次是不是危机，不管局外怎么说，在农民眼里，是从更早点的时间，就显现出来了，几乎与第二次危机同步发展。

    何谓第三次农业危机

    正在遭遇的第三次农业危机，与第一次、第二次危机比较，最大的不同，是劳力出走城镇，农村、农业、农民的收益大量流失，以至于在一系列支农惠农业政策面前，农民从事农业的热情并没有表现出历史上有过的高涨。

    ——农业劳动力减少。全村600余人，2000年外出188人，2001年外出328人，2006年外出就业和居住达430人，占总人口的75%，到2007年初，基本上没有剩余劳力可言。外出的劳力中，有20余人从外省转入本地市县就业，但并不兼营农业。在农村能常年劳动的20多人中，还有一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基本上不从业，只是耕种极少量的口粮田和种植少量的蔬菜，主要靠子女或夫或妻的城镇就业收入生活，由生产性农民变成了居住型农村人口。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停滞。农业投入分为当年生产性流动资金的投入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当年农业生产所需流动资金，一般每亩400元以上，资金来源主要靠国家的粮食直补、剩余粮食销售收入、家庭内以工补农和部分农资由附近商店赊欠等办法来解决，一般不会求助金融资金。在农业基础设施投入上，改革开放以后，村内出力出钱，兴修了约5公里的简易公路，通行到各村民小组，架设了入户电力供应线路，2006年又由农户自筹2万多元进行了户内电力改造，但与周围8个行政村一样，电力网改还没有进行，电钱杆东倒西斜，因变电容量不够，抗旱的不少日子，电灯不如油灯亮，电动抽水机无法开动。到2007年底，村内还没有电信线路，主要靠手机，但不少的户内没有信号，我在老家居住的七年，都是把手机吊挂在屋内的梁柱上，接收断断续续的信号后，再走到有信号的地方回复来电和打出电话。全村的农田大体上是溪谷垅田、二排田和冲排田各三分之一。农田水利主要是两条小河和山塘供水。全村有山塘66处，水面63亩，水深1至4米，容积为12万立方米，由于坡耕地退耕还林，山塘淤积较慢，灌田200亩，其余为两条小溪流灌溉。历史上，每年冬春，都要出动大量劳力，轮流对水塘进行大修，在塘坝的内侧铺上一层黄土，夯实，减少渗漏，维修涵闸。1980年代有少量维修，1990年代后，几无大的维修，至少有10处以上山塘荒废弃用。抗旱时，大多是每户一个小电动抽水机，从河里抽水，有水抽到无水止。农田田埂没有培护，保水能力减弱，有的四周杂草众生，成了病虫害的窝子。道路长满柴草不能通行，水塘无人管理维修，弃耕荒废的水田自然退耕还林的至少有30多亩。有一村民小组因山洪冲毁河堤，毁坏农田10多亩，经争取投资把河堤修复了，但却没有劳动力去平整水推沙压的农田，至今无法耕种。2007年，是这个村干旱最为严重的一年，但不是无雨的时间最长，历史上种双季稻，连续无雨的时间达50多天，正常年景都能获得好收成，2007年全是种植一季稻，只是连续无雨40多天，干旱损失却是最重的一年。各家各户都是一只电动抽水机，一直拥到河里抽水抗旱，有的古稀女人带上好几个孙子，在河边守水十几个昼夜。我为实现不与乡亲争水抗旱的诺言，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家的农田受旱。撤消村民小组后，集体经济组织，既无组织，又无经济，村里至今仍负债数万元，毫无建设能力，远走他乡的农民更难于集资兴建公共设施。

    ——农田聚分两难。建国后，农民有两次视田如草：一次是1960年代的困难时期，农业产品“一平二调”，有的生产队农田弃耕荒废。另一次是1990年代，当时的农业税费还没有全部取消，延长农地承包三十年不变时，因为负担，全村有34人放弃延包农田。一对年过古稀的夫妻，没有儿子，女儿远嫁他乡，调整承包地时，因无劳力和税费负担，一再请求退出承包地，但碍于负担，大家一时不语，老头子当即气得命归黄泉，乡邻至今还说老头子是“被土地气死的”。 1992年延包至今，6个村民小组都没有变动承包地。其中的原因是人口进进出出，流动性大，特别是跨县跨市跨省婚姻，不少没迁移户口，也没有登记结婚而生育子女，有的已多年与老家无往来，婚育情况无法搞清楚。当前，农地家庭承包中有两个新情况：一是无地人口增加。据居住地村民小组的统计，农地延包时，有3户6人放弃延包，24户94人参与延包。至2006年底，有15户的人口不增不减，有3户减少6人，有6户增加人口12人。据测算，再过5年，还有10户要新增人口18人，计无地人口达到30人，年增幅在2%左右。再过15——20年，将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无地，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有2份地，三分之一的人口基本维持现有承包地面积。引起无地人口累积的因素主要有：农地延包30年并允许继承。“少小离乡老大回”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农民的生活方式，他们当然地要为“老大回”时留下基本的生存资料。过去，这个村进入的城镇人口，主要是通过上大学、参军提干、招工招干、有计划的农转非，且进入城镇的户口中的成年人，基本上都有“铁饭碗”，没有后顾之忧。如今，城镇就业打破了“铁饭碗”，近年虽有了农村的低保等保险，但城乡差距毕竟太大，因而，即使几代人早已入城，都不愿意放弃农田承包权。免除农业税费并实行不断加大的农业直接补贴和允许出租，农地权益明显，农村人口减少的家庭在政策允许的承包期内不会轻易退出承包地。农村人口寿命延长，相应延长了后代继承承包地的时间。二是农田流转现状。这个村的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从1982年全面实行农田家庭承包以后约两年即已开始。开始主要发生在家庭主要劳动力有本地其他就业的农户。农地流转收益（地租），税费改革前，大体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无偿转给近亲至友耕种，承包户不收分文。另一种是承包户向耕种者收取少量稻谷，一般是每亩年稻谷100斤左右。税费由承包户负担或由耕种户负担的都有，但到免除农业税费的前几年，流转农田的税费，实为挂账。

    免除农业税费并实行农业补贴后，农地流转大体上还是上述两种情形，但承包户的权益收益有了变化，这就是政府的几种农业补贴成了承包权的收益。如2006年，流转的农田，政府的粮食直补，约为每亩28元，都为承包户所得。其中还有24户、59亩流转的承包田，年收取每亩50斤左右的稻谷，作为地租，按当年收割期晒场交易价合38元左右。既得政府直补，又收租谷的，两项合计每亩农田承包权收益约在65——70元之间，约占当地中等农田一季稻的10%。到了2007年，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全村53户流转的139亩农田，除得到政府粮食直补每亩约50元外，全都不再收取租谷。直接原因是农业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尤其是劳动力的价格上涨过快。当地零工工价由1999年的日15元上涨到2007年的50元，种粮户的效益明显减少，因而一些在乡种粮的农户，心照不宣地“要租就不作田”。承包地流转中，政府的补贴，成为农地地租的底线。对此，一些耕种户认为，政府的粮食直补应补给耕种者。但一些流出户却认为：承包权不能只是个“空的”。农地承包以后，税费改革之前，有的户不作田，把田转给他人作，不管收益好坏，都收了谷（租）。现在政府给了补贴，承包户不再收谷（租）了，作田收入由作田户全得了。如果把补贴给作田户，承包户分文不得，承包户就又会回到实行政府补贴之前，照样收谷（租），结果一样，还多了一些手脚，农地有租，天经地义。再者，就多数地方来说，流转的农田面积是少数，多数户耕种自我承包的农田。

    ——农业产品单一，总量减少。老家村是个优秀的传统农业村，历史上农业主产有稻谷、红薯、豆类、苎麻、生猪、禽类、中药材、油茶、竹木。尤其是粮食、苎麻、生猪、油茶、中药材等，远近闻名。一年之中，劳动满负荷运行。是典型的传统农业。现在，由于劳力出走，基本上只有稻谷、林木和少量油菜，双季稻逐步变成一季稻，生猪头数已连续几年屈指可数，有的季节，全村没有一头猪，到目前，尽管猪价上涨，全村仍只有一头母猪。历史上有名的苎麻和油茶，几近绝迹。据与农民估算，2007年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初比较，除油菜种植增加以外，粮食在品种改良、复种面积减少两抵后，年约减少5万公斤，减少25%左右。出栏肉猪减少200头以上，减少95%以上。茶油减少1500公斤以上，减少80%以上。红薯减少10万公斤以上，减少70%以上。豆类、杂粮等减少都在60%以上。越来越劳动力弱小的农民，要用越来越少的耕地，生产越来越多的食品，供应越来越多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