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外出务工以及政府转移培训成为我国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与我国发展阶段特别是二元结构转换以及加工贸易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这一模式存在的一些问题正逐渐显现。比如，对农民工的粗放式使用不利于农民的全面发展，不利于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升；农民工主要向外地特别是沿海地区转移，不仅增加了转移成本，而且削弱了输出地产业发展的劳动力支撑；城市对农民工的接纳条件和环境欠缺，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重重；一些农村地区开始出现劳动力过度转移问题，影响了新农村建设、农业产业化以及现代农业发展；等等。 

    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我国农民问题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解决农民问题需要从侧重转移转到侧重培育。首先，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需要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育。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人口红利”基础上的，数以亿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但由于存在对劳动力粗放式使用、忽视劳动力培育与素质提高等问题，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日益突出，技术工人严重不足。这不仅制约了我国的产业升级和发展后劲，而且使解决农民问题面临新的瓶颈。因此，需要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农民问题和劳动力培育结合起来，既关注农民向二、三产业和城镇转移，也关注农民的培育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使农民真正融入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其次，新农村建设特别是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育。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其实质是按照市场化、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要求，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整体性改造。这种改造既包括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等物的方面，又包括农民素质提高等人的方面。因此，解决农民问题的思路不应仅仅局限于培训转移外出务工人员，还应着力于培育新型农民。 

    党的十七大报告深刻把握我国农民问题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新思路。一是在农民的去向问题上，提出“转移”与“培育”相结合的思路。一方面，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多渠道转移农民；另一方面，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发挥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二是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方式上，明确了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主动接纳相结合的思路。党的十七大报告还提出了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战略思路。今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要在惠农政策的基础上实施强农政策，通过健全城乡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农业和农村流动。强农政策的重点之一，就是强化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