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设计”仅仅是指马克·纽森(Marc Newson)的新家具、菲利普·斯达克(Phillipe Starck)为俏江南这样的豪华会所做的室内装饰，或是亚米·海因 (Jaime Hayon)推出的新品玩偶，我不得不说：嘿，我早就厌倦了！

　　一面有人抱怨设计师和设计作品不被重视，另一面，已经开始有人对高度曝光的明星设计师和媒体上连篇累牍的设计报道感到疲惫和厌烦了。

　　我们的身边到底是缺乏设计还是已经被过度设计了？

　　这绝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设计史学界的前辈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早在70多年前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他出版于1936年的著作《现代设计的先驱者》(Pioneers of Modern Design)因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而闻名：首先，它认为现代世界的设计具有重大的意义和重要性；其次，它认为设计活动在这个新兴世界里所采用的形式具有社会重要性和本体论重要性。但同时，书中也潜藏着一个矛盾：佩夫斯纳一方面对现代进程中的设计极力拥护，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现代世界出现的大规模设计的憎恶。

　　如果将设计狭义地理解为加了些许装饰而使之更具美感的杯盘碗碟，那么也许，我们的身边确实充斥了这种过度的“设计”。但存在于真实生活中的设计显然不是如此狭隘而已。

　　那些被贴上高昂价签的舒适沙发、豪华跑车、轻薄电子产品、奢华家装、高级手表……其消费者或许不能占到这个星球总人口的10%，被更多人消费的设计品，存在于另外那庞大的90%之中。日常生活中平凡的一切，其实背后都包含着设计因素，一张让你迅速掌握电器使用方法的说明书、一只让你握起来很顺手的杯子、一个折叠起来很方便的背包……无一不是设计的体现。因其太平凡，你或许忽视了这些设计的存在，只有在不方便之时(当你无法根据糟糕的说明书操作电器、当你被设计不良的杯子划破了手指、当你苦恼大体积的背包如何存放……)你才会意识到，原来，我们仍然缺乏那些能切实改变生活的设计。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越来越多地被设计的社会。正如历史学家托马斯·休斯(Thomas Hughes)所言，“未来寄望于科学，而在科学领域我们不得不寄望于设计，因为它符合节约的原则、公平合理的原则和美的原则。”

　　而另有些设计师们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他们抛弃了对不厌其烦的生活细节的精致追求，转而将设计的对象投向社会领域，力图通过自己的设计解决社会问题。去年曾在美国纽约Cooper-Hewitt国家设计博物馆举行的“Design for the other 90%”(为另外90%设计)设计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何净化水源，如何用廉价的材料在战争过后制作一顶帐篷，如何快速止血……这些设计作品，或许完全不美，却更值得尊重。

　　佩夫斯纳在《现代设计的先驱者》一书中对设计的过度与否给出了一个结论。他认为，凡是认识到社会理想的设计，才是有意义的，是现代的。

　　同理如是。真正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设计，不是太多，而是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