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 铭

　　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给经济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是维护了劳工的权益，还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这在短期内似乎成了一件争论不清的事情。2008年发生的事情太多，即使我们看到有些工厂关闭了，搬迁了，也没有证据表明是哪个因素造成的，劳动合同法或许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其他原因可能更加重要，包括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两税合一、环境保护和土地涨价等等。

　　有人说，不管怎么样，劳动力的工资上涨是明显的。其实，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力工资上涨和招工难的现象从2003年、2004年前后就已经开始了。如果真的因为劳动合同法抬升了企业的经营成本而出现了企业倒闭或者搬迁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观察到大量的失业才对。但是，据我们走访的一些企业和政府部门看，并没有出现企业大量解雇员工的现象，相反，倒是招工难的问题持续存在。一个企业家说，最近这些成本冲击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的企业原来就有很大的潜力没有发挥出来，这话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其实，新的劳动合同法和老的劳动合同法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新版的劳动合同法要求企业为员工交纳社会保障更为严格了，同时，企业解雇员工有更明确的补偿要求了。而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障的实际执行，其实有各种灵活性。劳动合同法并没有限制员工不得主动放弃签合同，以及不参加社会保障。对于广大低收入的劳动者来说，实际上还是有不少选择主动放弃的，这点必须注意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首先是方向性的，对于劳工权益的保护没有错，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对于那些宁愿不参加社会保障，同时获得更多现金收入的人来说，也应该为劳动力市场保持适当的灵活性。

　　一部法的影响究竟如何，主要还是要看其实际的执行。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时间还比较短，有些效应还看不出来。有学者拿出了印度的例子。在印度，从1950年代开始推行了旨在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但又同时给各个邦保留了对中央政府通过的法案进行补充的权力。来自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发现，在那些更为有力地保护了劳工权益的邦，投资、就业、生产率和产出都受到了负面的影响，甚至还增加了城市贫困。论文声称，“旨在平衡资本和劳动力的力量的努力可能以伤害穷人的结果而告终。”国内引用这项研究的学者很少提到在印度相关法案到底有多么有力。爱德华·卢斯写的《不顾诸神：现代印度的奇怪崛起》中记述了一些有关劳工保护的故事，其中说到了公务员即使不去上班也没人能解雇他的现象，还提到了一个企业，它解雇了一个酒鬼，结果引来了酒鬼的起诉，企业花了15年才打赢官司。这样的劳工保护恐怕就不是在“平衡”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力量了，而是已经过于严重地“倾斜”到了劳工这一边。

　　事实上，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到底会带来什么结果，在理论上是争论不清的。有人认为，这部法的实施将加大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且使得劳动关系变得僵化，从而对生产形成负面冲击。赞成一方给出的理由主要是长期的，特别是当劳动权益得到更好保护的时候，可以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并以此带动消费，改变中国长期以来过于依赖低廉的劳动成本，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前一论点基本上是静态的，也就是说，在劳动力需求恒定的情况下，劳动成本的上升，一定会导致劳动需求减少和失业增加。但是，在长期还有个可能性，如果劳动者实际收入的上升真的缓解了收入差距，并且增加了社会总需求的话，相应地，劳动需求也可以增加，那么，新劳动合同法在长时期里就完全可能是有利于就业和经济增长的。

　　类似这样的争论继续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原因就在于，在理论上，上述两方面的观点都是说得通的，但一谈到证据，就麻烦了。我们没有证据来说明究竟是长期的正效应大，还是累积起来的短期的负效应大。两个效应的比较取决于一系列的参数，而其中的关键是两个参数：第一是通过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可以为收入差距的缓解起到多大的作用；第二是收入差距的缓解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关于第一点，事实并不太清楚，关于第二点，还是有些证据的，我们的研究发现，如果城乡收入差距之比缩小1，经济增长大约可以提高3.8个百分点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