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本报记者 支玲琳

    ●嘉 宾：史贤明（上海交大陆伯勋食品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常务理事）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博导）　　

    支玲琳：每一次的食品安全事件出来，都让人不由自主地会产生这样的反应：怎样才能加强事前的防范工作？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这样的声音。不过，食品安全事故真的是“防不胜防”吗？

    史贤明：三鹿奶粉、苏丹红一号、多宝鱼，这些近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究其本质其实是一样的，都是违规添加了不该添加的物质。我也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很多人指责，你们搞科学研究的，怎么出了问题才发现有添加呢？怎么之前都没有检测到？作为科学工作者，我需要指出的是，在自然界有毒有害的物质有上千万种，我们尚且不说有没有把这些物质都认清楚，而且这些物质究竟有多大的毒性和害处、潜在的风险有多大，我想即便再过几十年，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清楚。换言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不可能对自然界所有可能的有害物质完成风险评估工作，以及建立快速的检验方法。就拿毒奶粉这个事件来讲，你说今天他添加三聚氰胺东窗事发，那么明天他还可能添加别种可以使蛋白质总量提高的物质。要对所有可能添加的有毒物质进行一一排查，在短期内并不现实，因为这样的监测成本可能是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承担的。

    支玲琳：看来食品安全监管非常挑战想像力。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当初有关部门实施免检制度的初衷也毋庸置疑，对政府部门而言是降低制度监测的运行成本，对企业而言既是激励亦是自律。但是为何这个制度后来会成为个别不法企业借此钻空子的漏洞？

    汪玉凯：免检制度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制度的实施必须有一个前提，得建立在诚信的基础机制之上。企业应基于高度的诚信、自律，来争取这个荣誉。如果没有这个社会信任机制的存在，免检制度就没有多少价值。从一个免检制度，我们应该深入反思我们的安全监管体制、社会诚信体制、社会道德，我认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支玲琳：那么您认为目前的监管体系是否拥有足够和恰当的行政资源配置，能够保障完成食品安全监管的任务呢？您怎么看这项任务的艰巨性？

    汪玉凯：我认为这点毋庸置疑。建国以后，我们这些部门的整体力量、资源配置还是比较强的。大量的公共行政资源集中于此，其内部也有很完整的组织架构，人才、设备的配置都是比较完备的。因为食品的质量和安全，牵涉到国民的健康。而一般商品的质量和安全，最多影响的也就是社会声誉和竞争力。所以这样一个检验部门，是任何国家都不敢轻视的。应该说，在社会诚信体系比较好的时候，我们这支队伍还是很适应的。但如果社会行为失范，社会诚信出现了问题，制假、造假、贩假大量出现，监察工作量就会成倍上升，这给相关部门带来的工作压力是很大的。

    史贤明：食品安全，当然要靠企业诚信，但是从政府监管来讲，采取什么样的监管方式，可能也是我们要思考的。像大家常说的卫生检查，经常是先接到通知“明天要来检查了，注意一下卫生了”。其实在很多领域，都是这样一种检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