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安徽小岗村18位村民冒险在一份承包责任制的文书上按下手印，当年，他们便喜获丰收，此举也开启了中国农村改革的新时代。然而，丰收之后怎样？媒体报道，满身光环的小岗村发展了26年，还只有一条泥土路通往外界，自来水还没入户，村委会负债运行，当时人均年收入刚刚超过两千元，唯一的资本——名气，如“小岗”、“大包干”也被人抢注了商标。村民讲，“一年超越温饱线，二十年没过富裕坎。”（央视国际10月7日） 

    可见，农民仅仅有丰收是远远不够的，即便传奇如小岗村者也不例外。“稻黄豆熟、瓜果飘香”的景象当然让人心中欢喜，自从人类开始稼穑以来，面对着滚滚的稻浪，那心中的喜悦，已经成为了一种集体记忆。如今已经不再是几千年来的那个农业社会了。庄稼地里的出产，也不再是中国农民最为主要的满足条件。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市场经济无所不在，不仅仅是城市，就连偏远的农村，也无不被交易的风潮席卷。“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涂抹了几千年的田园图画，不再能以它的宁静、祥和乃至平淡吸引人们的注意力了。 

    而今的农村，一样是市场交易的主体，其诉求也不仅仅是丰衣足食、自给自足了。这里的出产要输送出去，按照市场的通例进行交易，交易所得则用来换取这里需要的再生产资料以及医疗教育等等大宗支出。仅仅一个“丰收景象”并不足以让人产生喜悦。时代变迁，30年前我们所着力打破的社会生活禁锢，一旦打破了，新的困难自然会倏忽而至。当代农民固然无饿冻之虞，然更多的焦虑对这一群落的折磨，一点也不亚于无衣无食的艰难。 

    罗列一下，这些焦虑，大体上体现在货币收入的增长缓慢甚至减少，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的微薄，以及维护个体及群体权利的艰难。 

    经过30年的沧桑变化，最初推动农村发展的那一点政策优势已经丧失殆尽。一些地方，农民收入长期停滞，甚至还出现负增长的趋势。自1996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在取得比上年增长9％的增幅后，便进入了急转直下的阶段；1997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比上年增长4．6％，增速比上年下降了4.4个百分点；1999年增速又回落到3.8％；2000年增速进一步降至1．9％；至2001年农民收长才缓步增长到4％。由于缺少国家的扶持，进入市场的农民、农业、农村一路跌跌撞撞，到现在，在城市化的大潮之下，打工收入正在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然而，缺乏技术技能的农民只能从事最低等的苦力，其以健康乃至生命换取的货币能不能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实在难说。 

    国家很大，底子很薄，往往就忽略了农村和农民。尽管30年来中国农民的医疗教育条件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农村的医疗教育水平与城市原本就存在的距离越拉越大，这种距离长期作用于农民，使其改变自己命运的可能越来越渺茫。 

    维护个体或者群体权利的艰难，从一次次群众集体抗议的事件中可以窥见一些端倪。比如贵州的瓮安事件，云南孟连胶农事件，四川的汉源事件等等，这些集体性的抗议受到更高一级领导的重视，但农民维权之难、维权成本之高，显而易见。更多的农民其实是处于没有发出声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