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9日在京召开,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如何推进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包括土地管理制度、农村金融体系、城乡一体化建设等一系列问题。粮食安全问题据悉也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新华社昨日发表文章,剖析了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回顾30年来的历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是从农村和农业改革起步,更是从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寻找到了突破口。家庭承包制的推广实施,在这个时期内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得以基本解决。以此为基础,农村人力资源和农业剩余才开始向第二产业转移,中国工业化近二十余年来的快速发展成为可能。
历史实践说明,促进农业发展和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是一个国家全面展开现代化建设的前提。
30年后的今天,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深切关涉中国前途。粮食是初级产品,粮食生产和价格上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对经济社会产生显著影响。
对上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许多研究都表明,当时农产品(000061,股吧)和初级产品价格的恶化,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粮食安全还与农民的利益密切相关,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经济社会条件,乃是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而后者对中国进一步工业化来说又必不可少,占中国人口60%以上的农民如果不能实现收入增长,中国经济由外贸驱动型向内需拉动型的转型就很难实现,整个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更难。
在考量未来的中国粮食安全时,以下四个方面应予重视:
首先,要坚定地把中国的粮食安全系于自身而不是国际市场。作为13亿人口的大国,国际市场没办法满足中国的粮食需求,中国如果把粮食供给完全甚至大部分交给国际市场,不仅会造成国内粮食短缺,还会加剧世界粮食供应紧张。这在未来将更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近一两年来正在进入又一次低落期,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已经发生和还将发生重大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再次抬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要把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
其次,保证粮食安全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环节,是农民的利益主体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的粮食生产和流通,包括粮食价格的制定,都并没有如其他领域一样按市场经济原则办事。近些年来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降低、农村土地撂荒现象的增多,表面看来是粮食价格偏低、农业生产收益和投入不成比例使然,实则因农民对自身利益缺乏主动权。要让农民乐于种粮食、培育有利于种植粮食的市场环境,就要让农民真正成为有话语表达和政策推动作用的利益群体,重新赋予农民以自组织能力。
第三,要切实理顺粮食流通体制。去年以来中国粮价上涨时,一边是一些地方粮食供给出现难题,另一边却是一些产粮省份有大量余粮无法运出。这种现象所反映的,乃是粮食流通方面的不顺畅。其中的原因,既有某些地区运力不足的成分,又有流通体制尚未适应粮食流通要求的原因。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改革创新,已非常必要。
最后,在吸收外资参与中国工农业发展的同时,要防止外资控制中国粮食生产和流通。资本的天性是逐利,逐利的最好途径是垄断。近期的美国金融危机,就再次暴露了资本逻辑扩张到极限时的危害。中国为保证自身粮食安全,也需要警惕外来资本过度介入中国的粮食生产、流通过程,防止中国粮食的定价权被外资控制。在这方面有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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